——读李渔《闲情偶寄》

前段时间翻看了许多明清话本小说，读罢冯梦龙、凌濛初、周清源之余，开始翻些冷门的来读，偶然开始了解明末文人李渔，陆陆续续读完其《无声戏》、《连城璧》、《十二楼》诸书，而后读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闲情偶寄》。《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的艺术与实践（尤其是戏曲与小说艺术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他自言：“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物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抒积蓄”。今人虽归其为理论著作，然而在读《闲情偶寄》之时，并无艰深枯燥之感，而如友人在侧，抒生所感，娓娓道来，亲切之至。此书涉猎极广，既有艺术创作探讨，亦有生活所感，这里稍取其对艺术创作的雅俗之论探讨一二。

在传统古典艺术创作中，诗词歌赋皆流传于士人阶层，所求皆以雅正为要。如孔子谈《诗》之时，就斥郑声之淫，赞朝廷正乐之雅。明清时期，城市的空前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大量小说戏曲顺应潮流而涌现，“俗”在此时此处反而成为创作者尽力追求的目标，亦成为点评者在评点小说与戏曲好坏的重要标准。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三国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由此可见文章之通俗性对小说流传广度的影响。然而对俗的强调太过，一味投读者所好，也容易使得文章陷入鄙俗与淫邪的境地。王骥德就认为“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如王实甫、汤显祖般“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才是恰到好处，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西厢记》、《牡丹亭》般好剧。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对雅俗进行平衡，李渔亦在《闲情偶寄》中亦提出了三点见解。

一、“贵浅显”——对浅易的追求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对戏曲词采的第一条要求即“贵显浅”，他在该篇首先论及诗文词采与戏曲词采的差异性，“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直接说明了诗文与戏文语言上各自应具备的特征与遵循的标准，从这个标准出发，他认为在审美欣赏时应使审美客体有直观的感觉，应使其初看即懂。因此，元人的戏曲是最浅显易懂之戏曲，亦即最好的戏曲。他评论《牡丹亭》，认为凡人所称道之《惊梦》、《寻梦》二折词采之精巧华丽实则不被大多数人所解得，因此只可做文章观，不可作传奇观，而《诊崇》、《忆女》、《玩真》诸曲却得到肯定，即从戏曲词采之通俗性要求来做的评判。

以此可见，李渔所谓的“俗”，首先即语言风格之通俗，戏曲与小说语言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创作者理应从底层民众口语中吸取营养，所谓“话则本之街谈巷议”、“其句则采街谈巷议”皆是此种含义。其次是在写作过程中少借典故说事，皆应铺陈直言。纵观李渔的小说以及戏曲，皆是遵循此标准来进行创作。他在小说创作中对语言的运用，都是用的浅易白话文。相比起冯梦龙、凌濛初的在小说头回里常引用典故来点名题目，李渔小说的头回皆是由其自行创作的故事，且其笔下人物多来自于市井，以俗笔写俗世，这就是其所尊崇的美学趣味。

二、“戒浮泛”与“忌恶俗”——对俚俗过甚的批评

市民文学的通俗性成为创作者的追求，但是对通俗的追求过甚又会引入另一个问题——容易流于俚腐，李渔就对当时小说戏曲创作一味追求俚俗的现状进行了批评。如他在“戒浮泛”一篇中说：“一味浅显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矫艰深隐晦之弊而过焉者也。”

戏曲兴盛于元代，在元代对戏曲就有了通俗性的要求，然而矫正前代艺术标准之过甚则使得元曲陷入了流俗过甚的弊端，李渔正是将元人之过失作以今人作曲之为警戒。科诨一章中说，“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科诨之妙用全在于其趣味性，在看剧过程中引起观众兴趣逗观众发笑，这就使得所有人都能够看懂听懂，如此对科诨之通俗性与趣味性的要求就比较高了，科诨最要求通俗以及趣味，然而又容易因为一味追求而陷入极端。李渔对于科诨一篇首先谈到的就是“戒淫亵”和“忌恶俗”，他从教化角度来证明戏曲理应戒淫亵，然而俚俗之至淫邪反而会使戏曲之创作失其初衷，反而教引人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实在非作者本身创作所愿。

李渔接着说：“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在其眼里，俗固然好，但一味求俗只会陷入粗俗淫邪的弊病里去，而太雅又会如腐儒之谈充满道学之气失却了戏曲之趣味性，文人最妙之笔应在于雅俗兼得，既要通俗易懂，又要其中凸显文人才气，这就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如何才能雅俗兼得写出绝妙文章。

三、“能于浅出见才，方是文章高手”——通俗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如何才能写得一手绝妙文章呢？李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曰：文人之作传奇与著书无别，假以此见其才也，浅则才于何见？予曰：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当时的人仅仅将其当作戏文小说来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金圣叹则将之标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将其与《庄子》、杜诗等古典文艺经典并列，充分抬高了其地位，其地位的获得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俗，而是李渔所言，能于浅出见真才。

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并不是随随便便何人都能做的。首先，创作者要进行大量经典的阅读积累。“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无一不当熟读”，获得积累是极为重要的。其次，要在实际的创作中灵活运用化雅为俗。运用典故应该恰到好处运用得宜，从引用之事、化用之语的来源看，皆是惯常所见，凡人大多能听懂看懂之故事语言。若用的皆是多数人看不懂之典故听不懂之语言则会使其本来的含义大打折扣。最后，在创作者进行创作时要懂得化俗为雅，在小处俗处见大事。小说戏曲之俗原是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而应运而生的，在创作者和评点者们看来，其落脚点仍旧要回到其教化功用上去，若一味俗而不知节制，则失却其创作初衷。因此，在化俗为雅让读者观众们看懂故事之后，亦要化俗为雅、小处见大从而使得戏曲小说俗而不俗。

艺术创作目的乃是教化，若要使其功用得到充分发挥，首先须得使其易为受众所接受。李渔对艺术创作的雅俗取向为我们写作带来一定启发，在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时应避免艰深晦涩，用群众听得清、听得懂、乐于听的语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习近平总书记也经常使用“打老虎”“拍苍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这就要求我们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应多下基层，多听民声，善用群众语言，如此将“雅”寓于“俗”中，方能如李渔所言，写得出一手“绝妙文章”。（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