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责任状”和“一票否决”事项数量过多、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省委办公厅下发通知，明确提出“四个一律”要求，即：未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级层面一律不得对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签订“责任状”；省直单位对本系统签订的“责任状”，2019年一律压减50%以上，从2020年不再签订；省级层面各类“一票否决”事项统筹归口省绩效评估委员会审批，部门一律不得擅自单独设置；除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另有规定外，省直单位对本系统一律不再设立“一票否决”事项。（三湘风纪网  6月3日）

一段时期以来，“责任状”和“一票否决”作为上级推工作、压担子和追责任的压箱“法宝”，逐渐成为下级“不可言说之痛”。早前，曾有媒体报道，湖南省教育厅出台师德考核，对有偿补课的中小学教师“一票否决”；长沙市雨花区13个镇街一齐签署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状”；安徽某镇党委书记将签订的12份“责任状”和6项“一票否决”事项，称之为“12把刀”、“6把火”，类似情况已严重影响了干部谋事干事积极性。

事实上，对下级干部来说，“如果不能按期完成XX工作，愿意接受处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表述早已司空见惯。每逢年初，党风廉政建设、综治维稳等各种“责任状”层出不穷，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等“一票否决”事项应接不暇，个别地区和部门甚至把签订“责任状”作为推进工作的一种“常规操作”，将堆积成山的“责任状”拍照，当作责任“甩锅”的佐证资料留存，今天朋友圈“晒”，明天QQ群转载。更有甚者，部分单位为彰显部门权威，将“一票否决”当作“万能筐”，无论是否够得上，统统往里装，甚至将“一票否决”当作左右评先评优、提拔晋升的“杀手锏”，类似掐住下级“命门”和“喉咙”之举，逼得下级不得不围绕其考核指挥棒团团转，满足其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虚荣心。一旦工作失误，“责任状”立马变成“免责状”，“一票否决”立即化为“一年白干”，挨“板子”、丢“帽子”的，多数是既流汗、又流泪的下级干部。

追根溯源，“满天飞”的“责任状”和“随处见”的“一票否决”事项，正折射出一些地方和部门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评估体系构建不科学，推卸责任、转移风险的“甩手掌柜”心理，逃避问题、敷衍塞责的“鸵鸟干部”心态。种种现象的背后，上演的却是以“层层签订责任状”代替“层层压实责任”，拿“一票否决”玩转绩效考核的诡谲戏码，把脉问诊之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隐疾原形毕露。

中央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出台《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要整治滥签“责任状”和乱设“一票否决”事项顽疾，还需猛药去疴。一方面，各级各部门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该扛的担子不撂挑，该种的责任田不撂荒，合理设置考核指标，科学构建考核体系，少签“责任状”，慎设“一票否决”事项，杜绝“归功于上”“诿过于下”。另一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狠治踢皮球式“推责”，严惩甩锅式“避祸”，做到执纪问责有力度，又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用好容错纠错机制，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做到关爱干部有温度。

“责任状”并非“万能灵药”，“一票否决”亦非“一切OK”，压担子不能患上“责任状依赖症”，督落实更不能染上“一票否决瘾”。唯有少签“假”而“空”的“责任状”，慎用“冷”而“硬”的“一票否决”，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戴枷上锁”，让“四个一律”成为“瘦身减负”的“及时雨”，方能浇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邪火”，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收实效、见成效。（津市市纪委监委 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