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扭住主体责任，履行监督专责，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防止“任性式”问责需各方合力，以精准问责砥砺政治担当，突出政治问责、注重精准问责、强化规范问责、务求有效问责，将党内问责工作推向高质量发展。

《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早在先秦时代，问责就已存在。当时的司徒、司马、司空“三司”，尽管拥有着极高权利和显赫地位，但当所司之职出现失误，所辖之官出现失职时，均会成为第一个被问责的官员。可见，在当时的高官身上出现纰漏时，也逃脱不了被问责，那时就已对问责极为重视，此为其一。其二，古时就已将问责细化，有领导责任与非领导责任之分，有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之别，更有责任事故和刑事过错之分，也是由于客观形势导致的失误和非主观故意出错的差别，古代文献中还存在着大量官员受到问责又改正错误重新复出掌权的记载。

凡此种种，无一不在显示那个时代问责之重要，问责之谨慎。于当下而言，在聚焦主业主责、立足高位监督，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贯彻运用的大环境下，处理好问责更是大势所趋，发展使然。

然则，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凑数”式问责、“一刀切”式问责、“看人下菜碟”式等问责乱象，将本该严谨、规范、精准、慎重的问责利器“变造”成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斧头”，“任性”劈向敢于担当、勇于担责的好干部、好党员。而这些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的“任性”无疑是给有干劲、有热情的党员干部泼去一盆盆冷水，更有甚者，走形变味的“任性”问责有时还成了某些领导和党员干部手中“做秀”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对问责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问责并不是没有依据可言，并不是没有制度可循，而其更不是能够无视规定拿来任性“做秀”的工具。以有正确的批评教育、高效的督促整改、有力的贯彻执行、严肃严谨的态度对待问责方能达到对执纪人本身职责的负责、对纪法条例的尊重、对有干劲敢担当干部的担当。

莫把问责当作肆意挥霍的“斧头”，任性地“凑指标数”、“捏软柿子”、“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把问责的政治性、政策性牢记于心，切实融入到工作中，让其远离泛化、简单化，成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手术刀”，既要高高举起，也要精准落下。（桃源县纪委监委 邓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