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的“对榆林市横山区委原副书记、区政府原区长周建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的消息中，周建国“搞政治攀附”的表述显得格外刺眼。

现实中，党员干部“搞政治攀附”的例子并不鲜见。2017年，中央纪委通报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的问题时，称其“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陈树隆成为首个被指出“搞政治攀附”的党员干部。除此之外，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和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均被指出“搞政治攀附”。早前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大肆鼓吹“汉大帮”、以师生名义攀附汉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的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便是“政治攀附”的反面典型。

事实上，所谓“政治攀附”，本质上即是党员干部主动阿谀奉承、巴结讨好职务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说话比自己管用的领导干部，企图搭上领导这根“天线”，抱住领导这只“大腿”，攀上领导这根“高枝”，进而将其作为政治靠山和人身依附，居心叵测谋求晋升或谋取私利。诸如此类别有用心的“攀附者”，将“被攀附者”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极尽标榜“效忠”之能事，唯“被攀附者”马首是瞻，把本该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异化成了对“被攀附者”个人的忠心，甚至不惜甘当他人弄权营私的“马前卒”、违纪破法的“急先锋”，俨然一副“政治家臣”和“政治保镖”的奴颜婢膝模样。

追根溯源，“政治攀附”之风之所以长纠不绝，根子上还是源于封建“码头文化”思想屡禁不止。部分党员干部将“朝中有人好做官”奉为官场圭臬，甚至认为能力再强不如靠山更大，政绩再好不如后台更硬，“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要去活动。”非但如此，个别领导干部亦希望“被攀附”，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此一来，“攀附者”与“被攀附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周瑜打黄盖的微妙关系。“被攀附者”既可利用“攀附者”干预自己原本不便直接插手的事务，更可遍植门生党羽，保证退居幕后依然台上有人，而“攀附者”则好顺着高枝往上爬，借着“上面有人”一路平步青云，甚至拿着鸡毛当令箭，行“提篮子”腐败之事。长此以往，埋头苦干、为民务实者锐减，望风投机、巴结逢迎者陡增，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在“政治攀附”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党员干部大意不得，更糊涂不得，既要正确看待进退留转、迁贬浮沉，防止被过度膨胀的功利心牵着鼻子走，更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党内同志关系，力戒党内关系庸俗化、山头化、圈子化。同时，各级党组织要用好用活谈话提醒手段，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倾向，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防止党员干部思想上“针大的窟窿”透出行动上“斗大的风”。此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需高举问责利剑，对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内“政治攀附”团伙，坚决斩断其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以雷霆万钧之势挖窝提串，换来党内政治生态的海清河晏、风清弊绝。

《中说·礼乐篇》有云：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搞“政治攀附”者，攀得越高，摔得越惨，附得越紧，倒得越快。奉劝蠢蠢欲动的潜在攀附者，切莫当“政治攀附”裙带之下唯“被攀附者”马首是瞻的“政治门客”，切莫在“政治攀附”之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收敛收手、悬崖勒马方为正道，否则，“政治攀附”之路的尽头，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津市市纪委监委  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