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不仅在政治上、史学上负有盛名，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主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而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是开创了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这些，都是早为世人所熟知了的。但是，欧阳修为官的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却鲜为人知。他死后，朝廷以其“道德博闻，廉方公正”，谥为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一、大义凛然、刚直不阿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的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相关制度，却遭到以吕夷简为首的一批守旧派官僚群起而攻之，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之罪，贬谪知饶州。朝中不少正直的大臣为范仲淹上书，均被驱逐或打击，而谏官高若讷却仰承宰相鼻息，非但不替范仲淹仗义执言，反而竭力诋毁范仲淹。一时间，满朝大臣都缄口不语。

这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却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讥讽左司谏高若讷“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忤宰相以近刑祸”，痛斥其“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指出“夫正直者，不可屈曲”，并在书中说“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浩然正气跃然于眼前。果然，高若讷将这封书信上奏仁宗，欧阳修随即被贬为夷陵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战事尤为激烈，宋军连败。宋仁宗大为惊恐，不得不广开言路、大修政事，重新起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等四人为谏官（俗称“四谏”）。谏官欧阳修等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启了庆历新政。

新政实施后，由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企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人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就连仁宗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被迫出京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次年正月被罢免参知政事，韩琦、富弼等人也相继被贬，新政宣告失败。欧阳修身为谏官，先后作《论杜衍范仲淹罢政事状》、《朋党论》劝谕仁宗，力保范仲淹等人，遂被贬为滁州太守。

二、廉洁自律、惩治贪腐

欧阳修为官多年，长期带着寡母和妻儿借住衙门大院、租住破旧民房，也曾感慨过“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的困窘生活，但却一直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他在《廉耻说》中写道：“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认为“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知礼部贡举,主持省试，坚持唯才是举，科场纪律严明，秉公评阅试卷，排除了通榜、请托、送礼、挟书、代笔、传义等不正之风。阅卷时，参详官梅尧臣在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为论题的试卷中发现一篇佳作，欣喜地送到欧阳修面前。欧阳修为之“惊喜，以为异人”，“欲擢冠（于）多士”，但“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因为庆历年间，曾巩曾拜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为师。及至揭封发榜时，才知道这篇佳作是眉州的苏轼所作。在欧阳修的主试下，曾巩、曾布、苏轼、苏辙、王韶、吕惠卿、林希等悉数上榜，成为后来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嘉祐二年也因此成为我国千年科举制中最为星光闪耀的一榜。

熙宁三年（1070年）4月，欧阳修带着自撰的《泷冈阡表》回乡祭祖。他原想走陆路，但对沿途地方官员接进送出、兴师动众的做法十分反感，因此改走水道，从运河南下入长江进鄱阳湖再转赣江，日夜兼程回到江西永丰。他沿途怕惊动地方县府，直接投宿于码头客栈，品尝农家饭菜。

为了恪守廉洁，欧阳修不仅自己，甚至还要求亲友不购买辖区内出产的物品。一次，侄子十二郎要从南方来看望他，他在家书《与十二侄》中特别嘱咐道：“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

欧阳修“醉翁”不醉，不仅自己做到清正廉洁，还对贪官污吏们嫉恶如仇、严格惩治。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在朝廷为谏官。当时，淮南转运使吕绍宁刚上任，就搜刮到十万现钱进献，以图争宠朝廷，为日后加官晋爵作铺垫。欧阳修知道后上书仁宗说：“吕绍宁刚至淮南，竟用何术、于何处得10万钱以进？若是搜刮所致，则百姓困苦不堪”，坚决要求仁宗拒收吕绍宁所谓的“羡余”，“并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利”。仁宗派出专人赴淮南调查该笔巨款的来历后，吕绍宁被以盘剥百姓、谋取私利治罪。

同年，镇守边疆的大将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谅大肆贪污挥霍军费的案件被揭发。对此，朝中不少权贵认为他们三人身居边塞要职，处理过重不利于边防安危，主张从轻发落。而欧阳修则坚决反对，以《论葛宗古等不当减法札子〈庆历三年〉》上书朝廷，指出“若宗古等……有何可恕之理，特减从轻？有何可赎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断，则边臣知元昊常在，则可以常为不法，臣恐玩寇弄兵，事无了日……”，认为他们身为边防大将，无尺寸之功于国，反而贪赃枉法，不严惩不足以警示世人。事后，虽然这三人未被严惩，但欧阳修视贪官为寇敌的凛然正气，使正直官吏无不肃然起敬，使贪官污吏胆战心惊。

三、谨遵家教、秉承家风

有其父必有其子。欧阳修为官的正直廉洁，也是与父母、叔

父等的言传身教，与其对优良家风的传承分不开的。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952年－101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进士，先后任道州判官，泗州、绵州推官，在泰州判官任上病逝。欧阳观“……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欧阳观在绵州任职三年，同僚们争相采购蜀地特产，他却什么也没有购置，全部俸禄用于养家待客。在任满离开四川时，他只购买了一匹蜀绢，请人画成“七贤图”，作为蜀地为官的唯一纪念品。

欧阳观死后，其妻郑氏只得带着四岁的欧阳修，投靠远在湖北随州任推官的小叔子欧阳晔，而欧阳晔也将欧阳修视为己出。

在抚育儿子的过程中，郑氏以七“知”向其展现其父欧阳观的高尚品格，使得欧阳修知其父为官“廉而好施”、对父母“能养”、为人“心厚于仁者”……，并告诉欧阳修“此汝父之志也”。欧阳修“……泣而志之，不敢忘”。郑氏尽管家境贫寒，但是坚贞善良、勤俭乐观，教育欧阳修“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后来，欧阳修被贬夷陵，郑氏则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和儿子共同安于贫困、守于清廉。

欧阳修投靠的叔父欧阳晔，与其兄欧阳观同举进士甲科，历任随州推官、雄州判官、随阆二州推官、江陵府掌书记、知桂阳兰黄永三州事等，也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欧阳修在为叔父写的墓志铭中就说：“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长焉。尝奉太夫人之教曰：‘尔欲识尔父乎？视尔叔父，其状貌起居言笑皆尔父也。’修虽幼，已能知太夫人言为悲，而叔父之为亲也。……呜呼！叔父之亡，……其长养教育之恩既不可报……”。

欧阳晔“为人严明方质，尤以洁廉自持。自为布衣，非其义，不辄受人之遗。少而所与亲旧，后或甚贵，终身不造其门”。在他任随州推官时，转运使派他到大洪山奇峰寺查处非法谋取的财物。僧人们拿出一千两银子向他行贿，欧阳晔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听我言乎？今岁大凶，汝有积谷六七万石，能尽以输官而赈民，则吾不籍汝。”僧人们喜曰：“诺”，后“饥民赖以全活”。

在江陵时，当初和欧阳晔兄弟同榜举进士的状元陈尧咨，仗着权势大行贪腐，用私自铸造的钱币冒充官府的名义出售，并派府吏拿着文书强迫下属官员签名。欧阳晔呵斥府吏道：“官市金当有文符”，“独不肯署”。陈尧咨虽然摄于欧阳晔的正气，没有来硬的，但是暗地里指使转运使把欧阳晔赶出官府，不让他再在本地任职。

在赞赏欧阳修对父亲欧阳观、母亲郑氏和叔父欧阳晔优良家风的传承，钦佩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品行的同时，我们更应以欧阳修为榜样，以赶超前贤的勇气，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区委巡察干部  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