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档案袋里，最上面那张纸已微微泛黄。那是高三我写下的第一篇思想汇报，字迹稚嫩，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还有大学期间积攒下来的十几份思想汇报手写稿，层层叠叠摞在一起。如今看来，我才渐渐明白，高三那个深夜落下的第一笔，不只是字，也是我此后对“忠诚干净担当”所有理解的起点。而最初种下信念的，是那块黄色纸质牌子。

高三那年，我是班上第一个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班主任把我叫到走廊，语气里充满关切：“高三学习这么紧，确定要申请？”走廊的穿堂风卷起校服衣角，我听见自己说：“信仰的追求，不应该因为高考而推迟。”

递交之后，便是第一篇思想汇报。那天做完模拟卷已经快十二点了，满脑子都是抛物线，但还是铺开信纸。写什么呢？那些书上读来的话似懂非懂，我便写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写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写自己对先进模范的崇敬，写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遍一遍地誊，写到凌晨，手心里全是汗，但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

大一我带着组织关系转入警校，不久便领到了一块黄色的纸质牌子，上面印着“入党积极分子”五个红字。牌子很轻，我用别针别在训服的左胸位置。而身边的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胸前是一枚闪亮的党员徽章。每次站队列，我总忍不住往旁边瞟一眼，然后悄悄正一正自己胸前的黄牌子，暗暗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也要戴上它。

然而考验随之而来。每个周日是固定的集体学习，看纪录片、读原著。那年冬天冷得刺骨，坐在教室里呼出的气都是白的。室友劝我：“少去一次没事吧？”我摇摇头，裹上棉袄推门而去。楼道里风灌进来，我缩着脖子想，如果连这点冷都扛不住，将来穿上警服，拿什么扛更重的担子？

考验不止如此，系里规定每月交一份思想汇报，一旦发现抄袭，全系通报。每份汇报全要手写，说没动过“抄一段”的念头，那是假的。可若是对党说的话都要抄，将来怎么对得起头顶的国徽？于是每个月底，我摊开信纸，一笔一划地写，像是一次自省——这个月做得怎么样，有哪些经验教训，思想哪里有滑坡，统统写进去。

从高三那篇到大学最后一篇，三年多时间，写了十几份手稿，写着同一个信念。胸前那块黄色牌子，也在我出操的早晨、自学的周末，一直提醒着我：我还不是党员，但我正走在成为党员的路上。

大二那年，我光荣入党。宣誓仪式上，组织委员郑重的将那枚党员徽章递到我胸前，金属触到衣料的瞬间，我鼻子有些发酸。那块黄色牌子我别了一年多，从冬到夏，从晨跑到夜训，一直贴在胸口。眼前这枚党员徽章，沉甸甸的，在阳光下闪着光。宣誓时我声音有些发抖，不是紧张，只是觉得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又太值得。

如今我已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每当戴上党员徽章，我就想起那个从黄色牌子到如今的过程，不敢或忘。党员徽章不是装饰，是一辈子放在心头的责任。做审查调查，卷宗如山，我不畏；做监督检查，矛盾当面，我不退。

那块黄色牌子很轻，但它指引的方向，我走了很久，还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