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纪委市监委践行“四种形态”工作综述

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

中纪委提出的“四种形态”，体现的是铁骨之中的柔情，是炼钢之心的决绝。

从2016年以来，我市进一步丰富谈话方式，推出“两同时”谈话制度，即在部署工作任务或听取工作汇报的同时，上级领导同时提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要求。做到“预防针”常打、“紧箍咒”常念、“婆婆嘴”常说。

2017年，全市厅级领导开展“两同时”谈话6912人次，处级干部开展谈话90086人次。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对我市以谈心谈话为抓手落实“第一种形态”的作法给予肯定，并安排中央纪委党风室的同志到常德进行了调研，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常德“两同时”谈话提醒干部带着问题谈、针对问题改》为题，对常德谈心谈话工作进行专题报道。

积极践行“四种形态”，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已然成为实现标本兼治的一条有效路径。

压实两个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各级党委要在思想认识、方法措施上跟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把纪律挺在前面，发现问题就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对问题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钟，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也是整治的重地。

“过去开展谈话，很多都是走过场，泛泛而谈、一谈了之，被谈者也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当成耳边风，谈话的教育、提醒、警示功能没有得到体现。”市纪委主要负责人介绍说，针对这一问题，要求谈话人在谈心谈话时必须带着责任谈、带着问题谈，敢于板起脸来批评教育，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使谈心谈话真正做到红脸出汗、触及灵魂，不能搞“空对空”。谈话对象针对谈话人指出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

市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谈话制度的意见》，设置五种主要谈话方式：“两同时”谈话、例行谈心谈话、任前廉政谈话、提醒谈话、约谈。五种谈话方式层层递进、层层“过滤”，最大限度地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真正把“第一种形态”落到了实处。

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市委和市纪委以上率下，压力层层传导，抓早抓小，通过经常的“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不仅使党的监督成为一种常态，也促进了落实“两个责任”的常态化。

动辄则咎防止小过变大错

副院长、执行局长被立案审查，审委会委员接受组织审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多名干部因违纪被查，在全市法院系统引起较大震动。该院党组及时在全系统分层次开展谈心谈话，提醒干部正视问题，引以为戒，积极工作。

“这次谈心谈话，我们结合有关工作部署，同时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要求，既是一次工作动员，更是一次警示教育。谈话一结束，有3名处级干部、4名科级干部主动向组织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说起这次谈心谈话，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饶南丙深有体会。

无数案例表明，党员干部“破法”无不始于“破纪”。

“我犯的错误，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如果当初组织上对我及时提醒、及时处理，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一位“落马”官员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忏悔道。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常德充分汲取该官员案的深刻教训，凡涉及“三重一大”事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及时与相关负责人进行谈心谈话，做到风险点必谈、关键岗位干部必谈。在尚未发现或出现问题时就经常性进行“两同时”谈话和例行谈心谈话，做到关口前移，把问题摆在明处，把要求落到实处，防止小毛病变成大错误。

三道防线有机相连

通过约谈函询、红脸出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拉起防止犯错误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守住防止犯大错误的“第二道防线”；通过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筑牢防止犯罪的“第三道防线”。三道防线层层布防，避免干部滑入违法犯罪深渊。

这是“四种形态”的要求所在，也是治病救人的关键。

事实证明，“四种形态”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整体把握、综合运用。只有把前面的形态落实到位，一级一级发挥作用，才能使后面的形态成为少数、极少数。同样，后三种形态特别是“第四种形态”运用得好，才能确保第一种、第二种形态成为常态，取得实效。

2017年，全市共立案1937件，结案1941件（含结转），处分1907人，分别同比增长25%、26%、30%。市纪委立案审查市管干部61人，持续形成强大威慑。

“只有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寸步不让，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才能更好地促进第一种、第二种形态常态化。”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谈心谈话真正做到了红脸出汗、触及灵魂，极大地扭转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会中存在的形式化、空洞化甚至庸俗化问题，增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和原则性。

“两同时”谈话还建立了每月报告、季度通报、定期调阅等机制，对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市纪委书记带头对不作为的领导干部进行约谈。

普遍开展“两同时”谈话，实质上也是在检验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随着“两同时”谈话的普遍开展，一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责任的主动性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