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文化根源、四波民族主义浪潮和民族文化建构三大板块，三个板块一起构成了民族主义产生扩散、散布和固化的历史图景。各章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朝圣之旅”是安德森贯穿全书的重要概念，在他的研究中，朝圣之旅与民主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密不可分。不论是对拉美的克里奥人，还是对于英印的印度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人和柬埔寨人而言，他们通往母国的道路永远到不了理想的目的地，他们的朝圣之旅的终点和顶点是殖民地的首府和殖民政府的中下层官职，。西班牙和葡萄牙排斥欧裔海外移民，英国排斥英国化了的印度人，法国排斥成长于法语教学的公立高中的越南人和柬埔寨人，被排斥的拉美朝圣者为殖民地民族主义领袖，在反抗母国、建构宣传殖民地民族想象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从殖民帝国的角度来看，贯穿于殖民地教育制度和官僚体制之中的排斥做法其实暗含了殖民帝国的自我瓦解。二战后去殖民运动领袖基本都成长于殖民地教育体制。安德森在第七章发挥东南亚研究老本行，详细论述法属印度支那的教育政策，并试图确定它与法属印度支那民族想象的历史联系以及越南和柬埔寨，以及越南人和高棉人在法属印度支那不同的教育和政治遭遇（p120-122），在他看来，殖民主义带来巨大的现实矛盾：虽然两个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族群可以在同一个法语教学的公立高中上课，但是越南人的仕宦生涯可以遍布整个印度支那，而高棉人仅限于柬埔寨。“在这些矛盾当中出现了日后将被追念为最早的柬埔寨民族主义者的那些说高棉语的学生们。”（p122-123） 

此外，安德森认为语言不是形成民族想象的必要条件，但是印刷语言和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想象的重要条件。这本书非常重视语言在建构民族想象过程中极端重要的作用，安德森把语言用作一个贯穿各个章节的线索，赋予语言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意涵，成了他最重要的解释工具。

 本书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有着非常宏大的国际史和比较史视野，目光遍及拉美、北美、西欧、中欧、近东、非洲和东南亚，宏大的视角与微观叙事的精妙结合，分析尺度切换自如，观察视角新颖多变，生动展现出了一幅民族主义产生、散布和固化的全球图景。正如本书译者在导读中所说：“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 “扩散式论证” 这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式固然不在话下，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我想，在这些条件里头，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素养、扎实的多语言能力和热切的现实关怀都是必备条件。安德森是一个爱尔兰裔英国人，出生在中国昆明，早年间有不少独特的经历。他先在剑桥学习古典学，后来前往东南亚研究重镇康奈尔大学读博，毕业后留校，书中安德森对欧洲史、拉美史、文学史、基督教史和政治制度史非常熟悉，把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概念工具和解释框架运用的非常自如，他精通印尼语，后来还学会了泰语，欧洲现代语言也非常精熟，因此本书能够征引多语言材料，这些学术研究条件都是令人艳羡的。本书虽然视野很宽广，分析单元和尺度与微观史学相比，不可谓不大，但是安德森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在作高空鸟瞰的同时，可以进行放大比例尺，进行局部特写，把宏大叙事同局部细节和案例分析结合得相当巧妙。此外，安德森在案例分析中体现的叙事技巧和观点提炼功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他总是借助丰富的材料，并把材料加以情节化（emplotment），然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

安德森写作这本书不仅是因当初中、越、柬的三角战争而起，也有参与当时英国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的意思。“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联合王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国家，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和起源的一般性论题上，从不同的思考方向分别产生了由四位有影响力的犹太裔知识分子所完成的高水准作品。这四位知识分子是：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埃里－凯都里(Elie Kedourie)，启蒙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当时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何以及传统主义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尽管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真正的公开辩论却要等到1977 年，当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兼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伦出版了他那本打破因袭成见的《不列颠的崩解》之后才出现。”（P205）英国学者向来对于“民族主义”、“民族认同” 和“民族构建” 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美国学术界非常关注对现实族群、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证性专题研究相比, 在思维取向和研究风格上有所不同。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把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得很好。但本书主要是“以论带史”地阐释民族这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建构” 过程, 哲学思辨和论证的色彩更浓。比较奈伦的《不列颠的崩解》、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后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研究的特点和价值便更加凸显。

安德森书中谈及霍布斯鲍姆的文段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 “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P2，导论）

“语言变得不再是一个外在权力与使用语言的人类之间的联系，而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从这些发现中，产生了研究比较文法、语族的分类，以及运用科学推论重建被遗忘了的“原型语言”的语言学。如同霍布斯鲍姆的正确观察， 这是“第一门将演化置于其理论核心的科学”（P69）

而且，他们所编纂的辞典的主顾，同样不可避免地大多是大学生和尚未进入大学的学生。霍布斯鲍姆的警语“学校和大学的选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也许未必适用于其他时空，但对于19 世纪欧洲而言则当然是正确的。（P69）

霍布斯鲍姆观察到：“法国大革命既不是由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或运动，也不是由想要实践一个有系统的纲领的人所创造或领导的。直到拿破仑这个后革命时期的人物出现以前，它根本没有产生过我们在20 世纪的革命中所常见的那种‘领袖’。”然而一旦它发生了， 它就进人了印刷品那具有累积性的记忆中。那被它的创造者与受害者所经历的、席卷一切的魅惑的事件，连锁变成一个有它自己名字的“东西”：法国大革命。（P77）

在《不列颠的崩解》一书中，汤姆·奈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18 世纪末的苏格兰，尽管存在着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一个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阶层，却还是没有出现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霍布斯鲍姆早已用以下的评论断然驳斥了奈伦发人深省的讨论：“预期（苏格兰人）在这个时候会要求一个独立国家根本就是一个时代错误的想法。”然而如果我们记得共同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比大卫·体漠要早五年出生，我们也许就会倾向于认为霍布斯鲍姆这个判断本身才是有点时代错误。（P85）

在安德森眼里，另外三人无一例外掉进了欧洲中心论窠臼。“尽管盖尔纳、霍布斯鲍姆以及史密斯涉及多种语言的著作具有令人惊叹的广度，然而从雅加达和曼谷的立场观之，他们仍然显得无可救药地以欧洲为中心。”（206）安德森发挥了东南亚研究老本行，带来了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今日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泰国和菲律宾等地建构民族想象的大量细节，不仅补足了三人的在案例和材料方面的短板，而且得出了不少前人未发之论，匡正了现有的一些误解，把民族主义研究推向前进。但是，即使如此，在分析法属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时，却重新落入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具体见本文论安德森的缺憾部分）

具体来说，安德森本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般性历史论证。作者为“民族” 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界定了一个富于创意的定义: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 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第一章《导论》, 6 页)在先前的研究中, “民族” 常被视为客观存在的特定人群, 语言、宗教、习俗、领土和制度等客观特征成为界定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准。近年来, 这样的概念和研究模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主观因素日益受到重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范例之一。这个定义侧重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特质，安德森通过研究解释它的文化根源和散布的历史过程，在安德森的笔下，民族主义从拉美地区起源，发展为欧洲自发的群众民族主义，帝国的年代里被改装为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与民族糅合，到了20世纪，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是民族主义的最后一波。“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和安德森把语言、印刷出版、文学、教育、行政体制引入民族主义研究，几乎影响到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使得这本书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典范之作。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思想史与社会史】做思想史研究，免不了和各种主义打交道。与其钻进思想者的脑袋，细细分析他们留下的文本，绘制他们的思想肖像，我更喜欢走“戈德曼路线”，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思想在族群、阶层和文化中间的生成、传播和嬗变，关注共同体中的思想观念和身份认同。在本书的第八章，安德森这样写道：“在前面的几章里，我尝试描绘出民族开始被想象，以及－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模塑、改编和改造的过程。”（第136页）在这条路上，《想象的共同体》告诉我社会学和族群研究、区域研究如何介入像民族主义这样错综复杂的“主义”，海登·怀特的《思想史的任务》（正文做注释）则深入剖析了思想史研究当前的学科困境和突围之法，对我而言，前者就像一个Model Study, 令我在研究实务方面受益匪浅，而后者就像一个Theory Guide，给了我不少理论启发。（罗杰·夏迪埃，布尔迪厄对话，《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和Stefan Collini的The Ident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一文也呼吁思想研究采取跨学科方法，尤其是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汲取养分。）

第三， 《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称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安德森的“历史的”解释和盖尔纳所建构的“非历史的”结构功能论解释恰好成为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而对立的典范。

最后，“想象的共同体”在文学研究和媒体研究界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学术影响力不仅限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对现代文学和大众传媒研究的意义：一是对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与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安德森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中探讨人们如何借助文学重现与建构民族想象的尝试，这对进行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关系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国内已经出现这样的研究，代表作品：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陈建华《“新小说”与“想象社群”》旷新年的《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张志忠《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近来有学者把“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迁移应用到网络空间研究中，代表作品有如下两个：Reading Communities from Salons to Cyberspace. Ed. by DeNel Rehberg Sedo.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和 K. Ann Renninger and Wesley Shumar (eds), Building Virtual Communities: Learning and Change in Cyber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对个人的启发与价值】此外，就本人而言，安德森非常关注思想观念的模仿、传播与嬗变，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然而，作为双语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20 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教室内外接触到从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和欧洲历史的动荡、混乱经验中萃取出来的关于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则又协助雕琢形成了1000 个初生的梦想。欧裔海外移民的民族主义、方言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的教训，以不同的组合形态被仿造、改编和改进。（P131）

奈伦对现代国家的讨论，用在促成我们这三个发生冲突的国家在当代出现的一组孪生概念——革命与民族主义——之上也同样正确。也许我们太容易忘记这－对概念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不可能保有利权的发明。可以这么说，它们就是放在那里供人盗版之用的。从这些盗版， 而且只有从这些盗版之中，才会出现这个广为人知的反常现象。(P153)

从19 世纪末以降，民族主义就以非常类似的方式经历着一个依不同时代、政权、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而调节、顺应的过程。结果，“想象的共同体”遂传布到每一个可能想得到的当代社会之中。(P154) 

【概念分辨与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爱国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很难定义，也不像自由主义那样有一批杰出的理论家，而且经常与其他意识形态糅杂在一起。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个案一直在吸引着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安德森写作此书也是因为印尼政局变化和中南半岛上中、越、柬三角战争而起。

我们是从最近发生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开始这个简短研究的，因此最后我们再回到那个起始点是再合适也不过了。然而我们在这中间所谈论的一切可曾对理解这些冲突的爆发有所帮助吗？（P152）

【学术生命力】此书虽然出版于35年前，但是仍然不减其学术价值。以西班牙殖民帝国、葡萄牙殖民帝国、大英帝国、荷兰殖民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日本帝国、俄罗斯帝国为案例，在论证民族主义时候，叙述了这些殖民帝国的大量细节，与当今大热的帝国研究有着紧密联系，从事帝国研究和去殖民化研究的学者仍然能从中获得教益与启发。

【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启发】参考海登怀特论文、拉卡普拉的书，思想史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关于本书引发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认识路径和知识类型方面的异同的思考，可参看罗杰·夏迪埃对话布尔迪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和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

 本书的若干缺憾

一句话概括：（瑕瑜互见的）简明清晰的论述：

在第七章中，安德森在分析二战之后亚非拉殖民地民族想象和民族意识时，过分看重欧洲因素，如法国大革命可俄国革命输出的影响，以及殖民地政府的治理策略，低估甚至忽视了本地因素的作用。越南第一批民族主义者确实成长于法国殖民政府设计的教育制度，多年受着与法语教学的影响，但是也有汲取佛教教义和新儒家思想为自己寻求合法性的分子，实际上胡志明政权不仅受到巴黎和莫斯科强大的引力作用，同时也对顺化和越南的王朝历史难以割舍。安德森讥讽霍布斯鲍姆的《1780年后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然而自己却也掉进了同样的窠臼。

安德森在书中非常重视语言和印刷资本主义在建构民族想象过程的极端重要作用，把文学同民族主义勾连起来，并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九章征引小说片段、诗歌以论述语言文学对于建构民族想象的作用。这一做法创获颇多，同样也不免令读者有过分偏废之感。20世纪是大众传媒和政治文化高度结合的时代，广播、电影和电视大量传播的音画信息，比语言文字更能激发大众的情感认同，游行、集会、节庆、旗帜、纪念碑、历史遗迹、历史记忆以及竞技体育等也能激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但是在安德森这本精悍的“薄书”里，这些内容都基本付之阙如。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清晰简明，但是在阅读过程中不免有过分“简明”之感，很多问题，如宗教信仰与民族想象、社会分层与民族认同、阅读阶级的主体性，都是浅尝辄止，假如补充一些上述的内容，会令本书更加充实出色。

遗憾的是, 他对“阅读阶级”的主动性分析不足。难道阅读民众只是印刷文本的被动接受消费者吗? 按后现代主义观点, 每一种文本在其产生并流传之后, 作者就已经死亡。文本独立于作者之外而存在, 其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毫不含混的意图。读者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经历、思考甚至偏见带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但是, 在小说、报纸的传播过程中, 难道大众的头脑仅是一张“白板”, 总是被动地等待这些文本将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信条刻入他们的心头吗? 人们对这种用印刷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想象方式、认同与依恋程度, 会不会因地域、家庭背景、阶层不同而有差别? 安德森对广大阅读阶级仅作了简单的“同质化” 处理。

按“工具主义论”观点, 族群和民族都是能够加以利用的有边界的资源单元, 其边界实质上界定了一个资源共享的范畴, 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在亚非民族主义浪潮中, 土著精英用民族主义旗帜动员广大民众, 很难说他们不是把民族主义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 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本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安德森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论述得非常充分, 如能深入分析经济利益、政治冲突和思想文化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张力” 如何影响民族主义, 将会更有深度。

安德森在分析欧洲和亚非拉的民族主义时都触及了民族认同背后的宗教基础, 却没有深入分析。其实, 16、17世纪以来欧洲新教势力的崛起与国家方言兴起、语言学革命的互动, 亚非民族主义对当地原有宗教的改造、创新, 都值得和“民族认同” 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决不是跟传统的宗教共同体的想象彻底决裂并取而代之。安德森在阐释民族这个新的想象共同体产生并取代宗教时, 着力论述他们之间的“断裂”, 对二者的“延续” 关注不够。民族主义浪潮兴起,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经过改造, 在民族主义的旗帜和外壳下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第五章谈官方沙俄、英帝国、日本的官方民族主义，而且安德森本人生于昆明，幼时在中国生活多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里看不到有关中国大地上民族主义现象的任何论述，最多只是作为讨论越南的背景出现，为何完全没有谈及同时代的中国? 要知道同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活动非常活跃，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废约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于中苏关系恶化和交恶都可看做具有民族主义属性，但是这些事件都未能成为安德森的材料。此外，纳粹主义揉进相当的极端民族主义成分，但是纳粹德国也被安德森拒之门外。（作者：张贤兵 清华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 供稿：安乡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