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道大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之前是古老的乡土中国，虽然在公元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历经多次工业化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新中国，才逐渐走出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要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人，就必须要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至少在公元1949年是如此。哪怕就如今而言，为何国人的素质一直饱受诟病？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大部分人口脱离乡村的时间不过一两代人而已，许多人是第一次做“城里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与文化习惯冲突，在掌握话语权的城市中产阶层口中，自然就被简化成了“素质低”。

        在这本篇幅不长的著作中，费孝通先生以社会学的方法，从乡土本色、文字、社群关系、道德、统治方式、权力性质等方面来具体分析个人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个人与家庭、家族、群体间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通过分析观察来显现乡土文化形态中的人伦与社会关系，剖析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阐明了其“乡土性”的特点，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重大问题。
        作者把中国广大农村基层社会概称为“乡土社会”，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是“富于地方性”，即“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信用的确立不必依靠对契约的重视，“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他们追求“无讼”，公共秩序的维持勿需仰赖国家的法律，而是仅依靠“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他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可以说，“礼治社会”是作者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高度概括。

        乡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农业社会中的独特现象，中国几千年来在这种文化形态中培养起了独特的中国人、独特的国民性、独特的文化性格。中国人早已在心理上将这种文化深深烙进心中与自己融为一体，即便是今天，乡土文化形态中的人伦与社会关系也时常在生活中为我们所见而习以为常。乡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传统性特征代表，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今天，改革者们所无法回避的。
        7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大农村，而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何种模样？工业化使那个贫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也深深地改变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但是，工业化的副作用也同样明显，生产过剩、城乡差距、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房价高企，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只能回归乡村。但是这次回归绝非历史上的那些“复古倒退”运动，而是过往数千年的乡土中国与二十一世纪的工业中国的一次伟大重合，是在愈合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不得不与乡土中国分道扬镳做造成的撕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此刻正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当我们经过了工业化的洗礼之后，无论是回首过去、着眼现在，还是展望未来，都值得再细细品读一次这本首次出版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年的《乡土中国》，就好似历史的接力棒一般，如今又到了新的一轮。（安乡县纪委监委 刘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