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定格在乡村的田埂泥土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资匮乏，祖辈父辈世代务农，靠天吃饭、辛勤耕耘，清贫的岁月磨砺着淳朴坚韧的民风，也孕育着我初心的萌芽。

那时我们湖区经常洪水泛滥，汹涌的洪水冲击着单薄的土堤。村里的老党员、退伍老兵不计得失、默默奉献。他们在护堤时挑的土最多，沉重的泥土压在肩头，咬紧牙关，一担又一担，直至扁担将单薄的衣物紧紧压入血肉、融为一体；他们在抢险时冲在危险的最前线，就像一根桩子，水冲不动、风刮不倒。看着他们挺直的脊梁，我的心中便生出一份坚定的念想，要做像他们一样的桩。

十八岁那年，征兵的喜报贴到了村口。我报了名。离家的那天，父亲蹲在门边抽烟，半晌说了一句：“到部队，好好干，别丢脸。”我应了一声，背上背包出门。田埂的露水打湿了鞋面，我回头看一眼，父亲还站在屋檐下，天刚蒙蒙亮。

我的部队在东北，那里的冬天漫长又寒冷，十月就开始飘雪，出操时呵出的气在眉毛上结一层白霜。我是南方兵、底子薄，班长是地道的东北人，党员，带兵出了名的严。每次跑完操，他都留下陪我加练。晚上利用休息时间教我们读党章，手指在泛黄的纸页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声音不高，却很稳。他说：“当兵吃苦不算苦，心里得有个奔头。”

入党，就成了我的奔头。白天在训练场上流血流汗，晚上就在营房写思想汇报。我用小马扎垫着，一笔一划地写，写我想家，写我练不动时怎么咬牙坚持，写班长给我讲的每一句话。写完后我把纸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那是我对自己说的话，也是我对那面旗帜说的话。

1986年10月，我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当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时候，我喉咙发紧、眼眶发热。我想起家乡堤上一个个被扁担压弯的身影，想起班长教我们读党章时的声音，想起在营房里写汇报的夜晚。这一路，初心滚烫、步履不停，终在党旗下兑现信仰。

入党不久，大兴安岭就着了火。那是1987年的春天。接到命令，我们迅速整装，连夜长途奔赴火场一线。越靠近火场，天越红。赶到的时候，大火已经烧过了好几个林场，浓烟遮天蔽日。没有专业灭火设备，一把铁锹、几根树枝就是我们最核心的灭火工具。陡峭山坡无路可走，我们挥锹开挖防火隔离带，隔断火势蔓延路径。手掌磨破起泡、脸颊被烟火灼伤，简单布条包扎后立刻重返战线。火头借着风势蹿起来，热浪逼得人往后退，但连队那面党员突击队的旗子却始终插在最前面。旗面被火燎出了窟窿，旗杆一直屹立不倒。那场火扑了二十多天。烈火淬炼初心，火场之上，我彻底明白了党员二字承载的责任，那是不计生死、舍己为民。

1999年，我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穿上警服。从军营到警营，从橄榄绿到藏青蓝，胸前的那枚党员徽章一直别在胸前。

我还记得第一次跟着队里执行任务。那是在乡下，同事们从前面突破，我负责值守后门。忽然，不法分子从后门闪出。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但我的身体却本能的迈开脚步，追向那个逃跑的人。最后，我是在菜地里把他扑倒，并牢牢按住他，让他不再挣扎。后来，我们指导员笑着对我说：“好样的，这就是警察的样子。”

如今我快六十了，两鬓见了白。前些天回了趟老家，当初的田埂路已被水泥路取代，我忽然想起十八岁离开的那个清晨，我背着包、蹚着露水，步履坚定的往外走。

这一走就是四十多年，一个曾站在乡下田埂上的少年，一路走到党旗下，走到火场上，走到派出所的值班室里。党员徽章别在胸口，从军装到警服，位置从来没有变过。它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它又很重，重到要用一辈子去扛。我想，从田埂到徽章，从十八岁到六十岁，我这一生，就是为了配得上它。

（本文由陆少波口述，其女陆颖记录整理）